货币升贬只是一种博弈游戏

发布时间:2022年07月06日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尚浩在3月18日美国提议购买国债后, 在中国国内舆论的评论中, “美国打响了第一枪。货币战, 瑞士、英国、日本已经在打, 俄罗斯已经打了, 中国也要出击。”美元走势和人民币升值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表达的观点也大相径庭。G20会议前, 美国3000亿购买国债和互惠政策究竟有何玄机周小川和奥巴马的宣传?美元是强还是弱?人民币是涨还是跌?在这个问题上, 无论官方、学术界、甚至民间的解释似乎都不一致, 各种离谱的说法不绝于耳, 而且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贾宝华, 主要研究汇率政策和进出口机制问题, 早就被曝出大量首创。 - 外贸领域的手资料, 对于相关领域近期的争议问题一直有比较实际的理解和认知。 3月26日, 贾宝华教授接受本报专访, 阐述了重要观点。 1、货币贬值是历史趋势, 国际国内各种利益都会相应调整。
        《华夏时报》:货币升值与贬值被视为国家间的博弈。你同意这个观点吗?贾宝华:很多人在争论人民币升值和贬值时, 可能并不清楚这个历史事实, 即1981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是1美元。
       100美元可以兑换170.51元。无论今天人民币对美元如何升值, 当时的价格都很难比较。因此, 从长期来看, 人民币兑美元实际上一直在贬值;与黄金相比, 美元本身也在贬值;世界各国货币也在贬值。这已经是全球趋势。简单地争论人民币升值或贬值只有短期意义。但人民币的升值和贬值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而且往往带有很多政治和外交色彩。
       尽管人民币的强弱与中国的国力强弱毫无对应, 但如今中美经济关系空前密切, 对人民币和美元强弱的担忧和争论往往更加复杂。思想政治导向。为有效化解中美在货币汇率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 应该有更加开放、务实的思路和措施。华夏时报:最近我们注意到, 一些官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人民币与美元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说, 人民币不仅要顶住升值压力, 还要贬值给美国人看。其他人则认为, 人民币应继续适度升值。此外, 周小川、易纲等央行高层近日就人民币境内外储备问题发表了意见。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信息?贾宝华:考虑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现状,

中国大宗商品出口贸易的现状, 以及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的现状和未来趋势, G20之前, 官方这些言论表明, 人民币升值已经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和外交化, 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游戏。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谓的博弈真的似乎越来越激烈了。 《华夏时报》:但真的是这样吗?美国、欧洲、俄罗斯及有关国家采取的货币汇率政策对自己和中国有多大影响?贾宝华:各国自身利益因此开始需要调整。短期内, 对我国出口型企业的不利影响仍将十分明显。例如, 订单将继续减少, 失业率将继续增加。但凡事有利有弊。例如, 油价暴涨一度带来国家外汇使用量的增加和人民消费支出的增加, 但替代能源的发展必须加紧, 节能技术和产品也将迅速增加, 旧的增长模式将更多地受到 Question 的影响和反映。现在, 中国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受到了比以往更高的重视, 中国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将相应调整。 2、人民币贬值不是中国想要的, 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华夏时报》:中国应该采取哪些更有效的应对措施?贾宝华:这个时候, 中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应该深刻反思现有的商品出口贸易政策。我们不能再单纯地关注普通商品的出口贸易, 而应该考虑如何开放劳动力资源出口的政策。当前全球农民工(类似于中国中国农民工), 总人数约2亿, 约占全球人口的3%, 而出国的中国劳动力只有78万, 不到全球农民工的1%。在只有900万人口的菲律宾, 有超过800万人在国外工作。因此, 我的观点是, 中国之所以成为今天如此依赖出口的国家, 以及由此产生的贸易摩擦和双边贸易合作的被动局面, 不能仅从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中找到。 .无论国际上各种反倾销、人民币升值、中国扩大内需的需求多么强烈, 无论中国多么强调转变增长方式, 着力扩大内需, 减少所谓的贸易依存度, 用处不大。中国人口每年净增长1000万。要解决如此巨大的人口消费增长, 需要建设更多的工厂, 建设更多的公共基础设施, 增加更多的社会产品供给, 消耗更多的自然和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形成了巨大的市场, 从而吸引了更多具有技术、管理和营销能力的外商投资。改革开放30年来, 无论是吸引外资还是扩大出口, 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赚回几块钱, 而是解决国内快速增长的人口的就业和就业问题。但是, 这个问题仍然很难真正解决。保守的中国人在扩大开放、扩大出口的同时,

并没有大量输出劳动力。为了每年增长超过1000万人, 中国必须继续靠出口, 靠外贸, 不能专注于内需。但并不是中国人自然愿意这样做, 而是国际经济体系迫使中国人这样做。为了增加出口, 中国不得不降低人民币汇率。可见, 人民币汇率走低并不是中国想要的。而且, 这也不符合中国劳工的利益。我们的工人愿意花几美元的血汗钱, 并为看到他们的产品在美国卖到几十甚至几百美元而欣喜若狂吗?难道我们不希望更多的产品不销往国外(尤其是在国外消费萎缩的情况下), 而是在我们自己的城市, 特别是农村地区消费吗?难道我们不希望能够用更少的货币(即更高的汇率)换取更多的外国商品或资源吗?在中国, 地方政府过去常常吸引投资, 将GDP增长作为官员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将劳动力输出作为绩效评估。仍以菲律宾为例, 1990年代初期, 由于大量菲律宾海外劳工为菲律宾带回巨额外汇收入, 时任菲律宾总统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他们回家过圣诞节, 并打电话给他们带着喜悦和自豪。 “国家英雄”。现在在中国, 谁能称得上民族英雄?有多少中国人会认为那些在海外工作的中国人是民族英雄?即使在中国, 我也从未见过省长、市长、县长, 甚至镇长、村长去机场、车站、村长迎接过年回家的农民工, 给他打电话。一名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是“英雄”。我们解决就业问题的方法一直只关注国内市场。我们的商品出去了, 资本出去了, 但是很多劳动力还没有出去。从历史长线来看汇率问题, 不可能找到升值的货币。
       然而, 无论政治、外交、民族主义情绪如何笼罩, 汇率争端的背后, 数百万劳动者的“工作”仍然是就业问题, 即经济问题。年轻的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中问并回答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世界上最大的事情是什么?最大的事情是吃。”即使在今天, 我们也不能毫无顾忌地说:中国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总之, 在谈到汇率问题时, 我们不能再误入歧途,

不能再只顾面子而忽略里面。为此, 我们正确地要求对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进行彻底改革。三、中美双方应派专家顾问到对方政府部门直接参与政策讨论和制定。 《华夏时报》:这种改变应该以什么方式进行?贾宝华:为了彻底解决中美之间的相关矛盾, 我认为两国政府机构之间应该建立长期的专家顾问交流制度。例如, 可以成立联合工作组, 就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中国在美国的财富安全、美国关心的知识产权问题、出口等进行深入研究。反倾销问题。这形成了点对点机制下的工作关系, 及时沟通和解决两国之间的实际货币问题.他们可以得到必要的设备, 如办公室、办公桌、电脑、电话、传真等, 以及翻译或秘书。他们可以参加财政部、中国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会议, 看文件, 参观工厂和农村。同样, 中国财政部和外汇管理局也可以考虑从长三角、珠三角等重要的出口导向地区招募代表, 研究确定更有效、更符合实际的外汇政策。情况。在美国国会、欧洲议会、中国两会等西方议会会议期间, 有关国家是否可以派代表团参加对方的会议, 不仅是听, 而且是发言和提案, 特别是涉及对方国家利益的。在汇率、发展规划、环保措施等方面, 让他们发言, 解释各自国家正在讨论或正在实施的相关政策和计划, 以取得相互理解, 达成共识。同样, 作为互惠交流, 在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和日本国会讨论, 特别是通过涉及中国利益的政策和法律时, 我们中国代表团也应该走上讲台, 说明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在美国财政部和白宫, 我们也应该派专家或顾问。
       当美国政府制定涉及美国国债利率、反倾销措施、自由贸易区等政策时, 我们的专家顾问可以发表意见。总之,

一定要有一些制度创新。在汇率、出口等问题上, 双方争论了十多年、几十年, 或者没有达成决定, 或者决定不做。试过无济于事。有无数的会议, 无数的宣言, 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这几乎不足为奇。或许只有采取这样开放务实的举措, 中、美、中、欧、中、日、中等相关利益攸关方才能实现共赢。否则, 无论举行多少次G8、G20会议, 提出多少改变现状的想法, 形成多少耸人听闻的宣言或纪要, 结果可能都是一成不变。因此, 如果我们这样看奥巴马或周小川最近的表态, 我们可能会发现, 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当然, 表达立场总比不表达立场好, 积极的立场总比消极的立场好。但是, 如果没有具体的联合运营机构, 那么声明终究只是声明。 《华夏时报》:很多人认为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面临巨额亏损, 您是否也这么认为?贾宝华:否则会有巨大的损失。如果没有我刚才提到的工作关系或工作机制的层层建立, 如果还只是一句空话、互相吐槽, 那么现状还会继续下去, 更大的损失还在后头。因此, 为避免损失, 有必要实施制度创新。中美两国政府机构交流顾问和专家, 直接参与对方政府相关政策的讨论、制定、实施、检查、评估等一系列工作。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解决中美之间的有关问题, 而不是虚张声势, 有效而不是空谈, 才能确保中美双方的利益得到照顾。因此, 各方有必要相互合作, 深入交换不同意见。想出各种真正有效的制度解决方案。 《华夏时报》:如此大胆的假设和建议, 会不会引起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浓厚的年轻人的不满?还是担心我们的秘密被泄露?贾宝华:首先, 这个建议不是我的发明:早在中国红色根据地建立初期, 我们就接受了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长征也因此出现——这是后来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 美军观察队驻扎延安。他们到达时, 我们的报纸甚至还发表了一篇社论《欢迎来到美军战友》。此外, 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 还有来自世界许多国家(包括日本)的国际友人。解放后, 我们接受了数万名苏联专家和顾问, 从中央到地方基层, 从原子弹导弹设计到机器操作, 这些专家都是活跃的人物。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各界接受的外国专家学者数量空前。我们的史家也可以举出汉唐时期从外国来的官员或军官的例子。但是, 在中央、人大、政协、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 我们还没有建立接受外国专家顾问的制度安排。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的观点、观点和立场并未得到有关国家的充分理解和回应。同样, 我们也没有向有关国家的政府机构和议会派出常驻代表, 全面参与其他国家的政策讨论、制定、执行和评估。如果过去是这样的话, 那么, 当我们已经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大量的商品出口, 尤其是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经济空前紧密结合的时候, 恐怕现在的做法还不够。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甚至国内)经济政策的制定, 如果不充分考虑有关国家的情况, 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也很难解决。我们需要采取某种主动, 主动。对方是否接受, 那是他们的问题。我们可以先提出来。具体的做法, 比如给在我们外汇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或顾问, 是给他们人民币, 还是美元, 还是各给一半?行政区划级别, 还是部门级别?可以查看哪些文件?可以参加哪些会议?我们的专家顾问过去, 如何安排, 如何付款等, 这些可以在后面详细讨论。总而言之, 现在是一个非常有趣、微妙的时期。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大胆地解放思想, 提出创新的思路, 相信很多问题都可以相对顺利地解决。